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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刀刺死同性情侣判死缓谈司法实务中的酌定量刑情节

发布时间:2019-09-07   浏览次数:

  被告人方某与被害人王某均系湖南省永州市某医院的护士,曾为同性情侣。2018年1月29日晚,二人再次因经济问题发生争执。

  次日凌晨5时许,王某因发现方某包内有一把水果刀,跑出房间,方某持刀追赶并朝王某头颈部等处捅刺。王某挣扎逃至电梯内,方某又在电梯内继续捅刺,并在二楼将王某拖出电梯,割开王某双手腕部后逃离现场。王某全身被刺戳,划割196刀,因双侧颈部、双手腕部血管断裂致失血性休克、循环衰竭而当场死亡。

  被告人方某故意非法剥夺被害人王某的生命,作案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依法应予严惩。鉴于方某杀人系同性情感纠纷及经济纠纷引发,且方某具有法定的坦白从轻处罚等情节,对方某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未予抗诉。[1]

  法定量刑情节,是指刑法明文规定应当或者可以从严或者从宽处罚的情节。比如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防卫过当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等等。法定量刑情节由于是刑事法律明文规定的量刑情节,因此审判人员在审判活动中必须加以考量,并且如果一旦出现法定量刑情节的,必须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加以运用。酌定量刑情节,简称酌定情节,它虽然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情节,但对量刑仍然起着重要影响作用,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审判实务中,如果个案中确实存在酌定量刑情节,审判人员一般也会予以考虑。

  由于酌定量刑情节并非法律所规定的,因此在具体适用中可能会存在一些疑问,故有必要对其进行一些总结。根据司法实践,常见的酌定量刑情节主要有以下几种:

  1.1行为人采取的手段(犯罪手段)。犯罪的手段残酷、狡猾程度能够直接说明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而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则是量刑所考虑的重要因素。

  2017年7月31日,被告人张建君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一平房内,因经济纠纷与被害人沈某2(男,殁年63岁)发生争执,被告人张建君持砖、铁锤砸沈某2头部,致沈某2当场死亡。后被告人张建君将被害人尸体肢解,并于2017年8月1日分二次抛尸。经鉴定,被害人沈某2符合被他人用钝器多次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死后被锐器(菜刀类)分尸。法院虽认可被告人张建君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但仍然认为张建君持钝器多次击打被害人头部,且事后肢解尸体,并抛尸于路边及小区内,其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最终认定张建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在该案中,一方面,行为人张建君持钝器多次击打被害人头部,且事后肢解尸体,法院认为其犯罪手段恶劣、极其残忍,因为张建君采取了极为残忍的犯罪手段,法院因此在判决中也考量了该酌定情节。另一方面,法院也认可了张建君具有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这一酌定量刑情节。结合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规定与刑事司法政策,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的,可以在减少基准刑20%以下。但是请大家注意,这里用到的是“可以”,这也意味着审判机关也可以不按照这个原则来进行量刑,特别是在一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果的暴力性犯罪案件中。本案就是一例,虽然张建君具有一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但是结合全案事实,一旦适用就无法取得罪行相适应的法律结果,即张建君虽然具有一定从轻处罚情节,但不足以对其排除适用死刑。

  1.2犯罪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在有些情况下也能说明行为人的社会危害程度因而影响量刑。

  1.3有的时候,犯罪对象的具体差别,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因而是量刑时需要考虑的情节。例如,盗窃救灾、抢险款物的危害性就重于盗窃一般公私财物的危害性,量刑时应区别对待。

  2012年5月至2013年10月期间,被告人宋家松、仁某某多次窜至荥经县安靖乡靖口村4组、长胜村5组、长胜村2组和六合乡富林村2组,分别盗走价值21366.6元、2286元、4320元和7628.8元的通信电缆线日凌晨,被告人宋家松、彭逊窜至荥经县安靖乡长胜村2组和靖口村4组,分别盗走价值4176元、57200元的通信电缆线月的一天晚上,被告人宋家松、洪某某和徐某某窜至荥经县龙苍沟镇万年村,将荥经县电信公司架设的价值35349.2元的1319米通信电缆线割断,并驾驶车辆将部分电缆线拉走;被告人宋家松还自2013年5月以来,多次窜至花滩镇人民政府原政府办公楼,将楼内存放的救灾储备物资雅戈尔衣服、两台柴油自吸式泵机等物品盗走,被盗19件雅戈尔衣服共价值26877元,两台柴油自吸式泵机共价值3200元。2014年5月4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彭逊伙同他人,驾车窜至荥经县烈太乡共和村临江组烈太工业园区一名微晶公司附近,将两根通信电缆线割断,因工作人员接报警器报警后赶至现场查看,彭逊等人闻讯弃车逃离现场。[3]本案中被告人宋家松和彭逊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非法窃取公私财物,数额巨大;被告人仁某某、徐某某和洪某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非法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五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这点自不待言。本案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量刑问题。特别是对于被告人宋家松,其盗窃的对象涉及救灾物资,虽然盗窃救灾物资对于盗窃罪而言,并非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但是由于救灾物资涉及灾民今后的生活、能否度过难关,宋家松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救灾工作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但是仍然坚决地盗窃了相关救灾物资,表明其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较大,属于依法可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况。法院在最终判决的时候,对于宋家松这一酌定从重量刑情节也纳入了量刑考量情节中。

  1.4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在不少犯罪中,虽然危害结果不是法定的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情节,但是危害结果的轻重对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起重要作用,因而成为量刑时应斟酌考虑的重要情节。

  1.5犯罪的动机。犯罪动机虽然不是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也非法定的量刑情节,但是其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特别是在故意杀人案件中,犯罪动机甚至可以决定行为人的生死。

  2003年6月25日凌晨1时许,在浙江省××鄞州区云龙镇顿岙村隐学山庄务工的被告人张甲,从张乙的暂住处窃得一把菜刀后,采用移门入室方法潜入该村林某某经营的“舒梦理发店”,从一写字台抽屉内窃得人民币400余元。此间,林某某被惊醒并呼喊,张甲即对林进行言语威胁,并实施扼颈、按肩膀等暴力手段。当张甲松手时,林某某呼喊救命,张甲再次扼颈致林昏迷,见林仰卧在床上遂生奸淫之念,并对林实施了强奸。林某某被奸淫后又再次苏醒呼救,张甲恐林告发,顿生杀人灭口恶念,持菜刀猛砍林头部数下,致被害人林某某珠网膜下腔出血而死亡。为灭迹,张甲在逃离现场时又点燃衣物等物品,纵火焚烧理发店,危害公共安全。[4]本案中,张甲的犯罪动机成为衡量其刑罚的关键性因素。张甲对林某实施强奸的犯罪行为,因恐受害人告发而杀害被害人,被害人本身没有任何过错,而林某却为掩饰自己之前的犯罪行为而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犯罪行为,表明其主观犯罪动机极为卑劣,进一步印证了其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张甲故意杀人手段残忍,动机卑劣,社会危害极大,后果极其严重,仅就故意杀人一罪而言,即应当判处死刑。

  1.6 犯罪后的态度。犯罪后的态度,反映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因而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如果犯罪后真诚悔过,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表明其仍有挽救教育的余地,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都较小,可以采取从轻处罚。如果犯罪后负隅顽抗,拒不交代所犯罪行,或在宣判后口出狂言,威胁审判机关与被害人,则表明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都较大,至少不再考虑因犯罪后态度良好而酌定从轻处罚。

  1.7一贯表现。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是决定能否对其适用强制措施、适用何种强制措施的关键。为了有助于准确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在审查逮捕案件过程中,要正确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改变构罪即捕的传统执法理念。要全面审查分析证据,严格把握逮捕的必要性,提高审查逮捕案件的质量,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切实发挥法律监督的作用。 [5]

  2016年4月30日零时30分许,被告人潘某某与女友刘某在本市宝山区真华路大华虎城嘉年华第三空间内,与被告人姜某某及水恒群(另处)等人因琐事发生口角。后被告人潘某某、刘某及同行人员被告人吴某某、赵某与被告人姜某某、水恒群等人在现场相互殴打,造成双方人员不同程度受伤。经鉴定,被告人潘某某面部瘢痕、右食指掌指关节损伤,构成轻微伤。水恒群面部软组织挫伤,鼻出血、左侧鼻骨线性骨折等,构成轻微伤。被告人姜某某头皮挫伤、左眼部挫伤、面部挫伤、鼻出血及鼻骨骨折等,构成轻微伤。被告人吴某某右手第1掌骨基底部完全性骨折,构成轻伤二级,鼻骨线性骨折,构成轻微伤。被告人赵某右手第5掌骨基底部不完全性骨折,构成轻微伤。水恒群妻子徐某某面部软组织挫伤,构成轻微伤。[6]本案中,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某系初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一贯表现良好,有自首情节,请求对被告人刘某从轻处罚。对上述辩护意见,法庭予以采纳,并对刘某从轻处罚。由此可见,被告人的一贯表现也是目前司法实务中被审判机关予以认可的酌定量刑情节,律师参与辩护工作,应当穷尽辩护理由,特别是要注重搜集有关被告人一贯表现的相关证据。

  1.8是否具有前科。前科是指曾经因为违法犯罪受到过处罚,即有违法犯罪记录。有关司法解释所指前科,专指犯罪前科,即曾经因为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有前科的人又犯新罪,如果符合累犯的条件,就构成累犯,应当依法从重处罚;即使未构成累犯,也可以酌情从重处罚。曾经判决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人,也可以视为有前科,但由于前次犯罪的情节较轻,即使酌情从重处罚,也要有所区别。

  从刑法的规定来看,故意杀人罪的宣告刑可以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一直到死刑,这表明故意杀人罪由于宣告刑的幅度而导致量刑的弹性相对较大。

  前述酌定量刑情节当然适用于故意杀人罪,不过在实务中,适用的侧重点有所差异,香港牛牛高手论坛不要用手碰植株,,故本部分将侧重论述故意杀人罪酌定量刑情节的一些特殊性与具体适用。

  在司法实务中,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的酌定从轻情节包括出于义愤杀人(犯罪动机)、因遭受羞辱而杀人(犯罪动机)、经被害人请求而杀人(犯罪动机)等。

  被告人张天发之父张某1喜爱饮酒、嗜酒成性,且酒后脾气暴躁、固执,被告人张天发不能容忍常与其父发生言语冲突。2016年12月24日10时许,被告人张天发将早饭端到其父张某1窑洞,让其父吃时遭到张某1的无故辱骂,张天发见其父已饮酒遂将饭留下离开,回到自己居住的窑洞,被害人张某1赤脚追出室外继续辱骂,被张天发夫妇劝回窑内躺下。当日午饭、晚饭时分,经张天发妻子李某询问,张某1均表示不愿吃饭。19时许,被告人张天发干完农活回到自己居住的窑洞一边独自饮酒一边回想其父亲年轻时长期在外闲逛、赌博,对家庭不闻不顾、不负责任。年老后依然酗酒惹事,气愤之余遂产生杀害其父然后自杀的念头。后被告人张天发遂为自己准备了较新的衣服和作案后服用的农药敌敌畏和敌百虫。然后坐在炕上一边饮酒一边等待妻子熟睡。次日凌晨两、三点钟,被告人看到妻子已睡熟,便走出将其与妻子居住的窑洞门从外面栓住,来到在同一院内居住的其父张某1的窑洞门口,推开窑门进入室内,拉开灯看见其父仰面平躺在炕上睡着,被告人张天发即拿起放在其父窑洞内门角的一把斧头,双手抓住斧柄抡起用斧头背部用力在其父张某1的头、面部猛击数下,致其父头部鲜血喷溅,面部血肉模糊。被告人张天发还是担心其父未死,又抡起斧头在其父胸部击打,致其父张某1肋骨骨折、心脏破裂,当场死亡。[7]本案中,张天发的辩护人提出其系出于义愤而杀人,但该辩护意见并未被法院所采纳。其原因在于,而义愤杀人对被告人而言在有同于激情犯罪的基础上更加具有无法容忍和不可选择性。一般是指被杀者做了有违伦理道德或者违法之事。即被害人一贯实施侮辱、迫害或者虐待的不义行为,被告人无法得到公力救济而为了摆脱困境或者帮助他人摆脱困境不得已,出于义愤所选择的一种犯罪行为。义愤杀人往往具有当场性。本案中,被害人仅为酒后言语不当,辱骂被告人,并没有刺激、挑逗被告人的过激行为,更没有实施违反人伦道德或者违法乱纪之事。且从其二人的言语争执到被告人产生杀父念头的时间已经过了十多小时,事态早已结束、平息并冷却,不具备使被告人产生激情犯罪、义愤杀人的程度条件和时间条件,并不足以引起被告人的激情和义愤。相反,被害人辱骂被告人之后,被告人依然陪伴在被害人身边,直至被害人睡安稳才离开,并且干完了一天中的家务活。足以证明被告人具有充分、足够的冷静时间。且从被告人产生作案的主观犯意到具体实施作案的客观行为之间也有数个小时之隔,足以证明且事实证明被告人在决议杀害被害人后还为自己准备了自杀的农药、较新的衣服,然后装睡等待妻子熟睡伺机作案,即被告人对自己的杀人行为是有预谋有准备的,显然并不构成基于义愤而杀人。虽然本案中辩护人的关于义愤杀人的辩护意见并未获得法院的采纳,但是作为律师参与到辩护活动中,经过律师的调查取证、专业判断等一系列基于律师职责的刑事诉讼活动,认为被告人可能具有义愤杀人等酌定从轻情节的,基于穷尽有利辩护理由的考虑,仍然应当及时提出。

  实务中常见的情形有包括:出于图财、奸淫、对正义行为进行报复、毁灭罪证、嫁祸他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卑劣动机而杀人(犯罪动机);利用烈火焚烧、长期冻饿、逐渐肢解等极端残酷的手段杀人(犯罪手段);杀害特定对象如与之朝夕相处的亲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知名人士等,造成社会强烈震动、影响恶劣的杀人(犯罪对象);产生诸如多人死亡,导致被害人亲人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杀人(危害结果)等等。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了解了目前刑事审判实务中对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以及其在故意杀人罪犯罪中的具体适用,现在再回到近期大众热议的196刀刺死同性情人案中。按照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的精神要求,严重暴力犯罪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一直是我国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对于……严重暴力犯罪……该重判的要坚决依法重判,该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对于罪行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地判处重刑或死刑”、“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量刑意见》亦规定:“对严重暴力犯罪、毒品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在确定从宽的幅度时,应当从严掌握。”单从方某捅刺王某196刀导致其死亡这一事实来看,方某从犯罪手段来说极为残忍,令人发指,存在判处死刑的可能性。但是,量刑是一个需要考虑全面案情的工作,按照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坦白属于法定从轻情节,且又根据上述《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的精神,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本案中的当事人系同性情侣,确属感情纠纷,在同时存在两个从轻处罚情节之时,法院判处被告人死缓也很难说是不当的,原因在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修订后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通知”中的规定,故意杀人罪并未具体规定其量刑基准,因此本案中确定量刑基准,应当是“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然后“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这也实质上给予了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法院具有相当自由裁量空间的情况下,最终的判决与大众的某些预期出现不一致,也就不足为奇了。

  [2] 案例来源: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刑初64号刑事判决书。百万文字论坛03024.com

  [3] 案例来源:荥经县人民法院(2014)荥刑初字第95号刑事判决书。

  [4] 案例来源: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8)浙刑一终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

  [5] 林嘉中等,《从犯罪嫌疑人的一贯表现判断其社会危险性》,检察日报,

  [6] 详见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2016)沪0113刑初1682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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